作为过来人，张汉卿知道历史上因为分赃不均，最后直奉连续进行了两次大战。以现在的结果，按吴佩孚的野心，必难善罢干休。现在的直系还很团结，力量也很强，也是他们在历史上能够在直皖大战后能够再次打败兵强马壮的奉系的原因之一；只是到后来，直系内部分化了，才有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奉系雪耻之胜。
现在，需要最大限度地分化直系，是以，张汉卿极力要张作霖推高王承斌，打压吴佩孚。
直系在冯国璋时期，在地方上拥有强大的力量，主要由直系的旁系----“长江三督”（即是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与湖北督军王占元）加上直隶督军曹锟构成。在冯国璋死后，直系貌离神合，一如过去的小站系（袁世凯力量，分为直、皖二系，和有重要关系的奉系）产生了分裂，长江系的李纯一度想与保定派的曹锟角逐直系的领导人，却英年早逝，在战胜皖系的第3个月在江苏任上离奇自杀，并将督军之位传于立场不定的齐燮元。
王占元任湖北督军，他是冯国璋旧直系人马，素与吴佩孚关系不好，正史上吴借川湘联军攻鄂的机会把王占元逼下台，算得上是“政见不和”的同道中人了。
战胜宿敌皖系后，一度强大的直系即迅速产生了分裂：在对南方战与和的问题上，主战的是吴佩孚，他是在与南方军交战的过程中壮大的实力，因此在上海和谈取消后，决定继续对南方用兵。他把第三师开进军事重镇洛阳，把军事指挥机构中心设在原袁世凯的离宫，在其东西两侧新建50多间房屋作为参谋本部给他的幕僚策士居住，在其南修建“继光楼”专门接待中外重要访客。除此之外还为学生兵修建了1千多孔窑洞作为宿舍。同时设立无线电台，修建飞机场，购买飞机，开洛阳航空先河。
由于在洛阳招贤纳士、筹饷练兵，扩充实力，他被称为洛阳派；
主和派的领袖是王承斌，他在之前即与奉系有若即若离的关系，又是沈阳人，因此在战后被一致同意为北京卫戍司令，从而一跃成实权派，与吴佩孚渐有平起平坐之意。吴在外想通过打仗整合直系资源，他却想近水楼台先得月，温水煮青蛙扩充势力。因为他是在天津发的迹，又是现任天津市长，也称天津派；
最后一派则是以曹锟为首领的保定派，也是温和派。因为他的军事力量主要建基在陆军第三师上，其编制不是两旅四团，却是三个混成旅，而第三师师长便是吴佩孚。战后他又把边防军的两个混成旅收编加入成五个，成为拥有民国罕见的拥有五个混成旅的拳头军队，足以抗衡两个以上的北洋陆军师。
三派之中，王承斌力量最弱，这就让王承斌有了那么点小压力，也难免起了接近奉系以图自保的念头，算是奉系的编外盟友。
战后分果果，当初约定战后划归直系势力的安徽、浙江、山东三省因各种问题，并未如预想的那样完全倒向直系：
安徽督军倪嗣冲是段祺瑞的有力支持着，皖系失败后，倪被解职赴天津意租界隐居作寓公去了。手下张文生、马联甲倒向直系，算得上是一点收获。
山东一直是皖系地盘，督军曾为郑士琦所得，他积极进行“保境安民”之策，努力在直、奉两种势力间保持均衡，实际上还倾向于皖系。他的后任也是坐观皖系失败的“直皖系----墙头草之另种称谓”山东督军田中玉，并于战后再兼省长之职。因为郑、田二人的谨慎及皖军败亡的迅速，以至于田中玉还没来得及表态，皖系已宣告失败。
这也是因祸得福，吴佩孚没能在战时战后找到借口，因此对山东无法染指。
浙江是皖系的“铁杆”地盘。然而督军卢永祥的地方军事力量实在雄厚，和上海各财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加之他转变也快，人脉也强，在直皖之战中并没有多少小辫子可抓，且战后民间主和之声高涨，直系无力也不敢再轻启战端，以至于坐视浙江成为皖系最后的一块根据地。
越是实力不足，越是对眼前的利益看之甚重。边防军是段祺瑞悉心打造的，虽然几天之内就垮了，但绝不说明它的战斗力不强，相反，在和直军交手的过程中，正是这个边防军，打败了奉军冒进的邹多芬部，也迟滞了直军进攻的步伐，久经沙场的吴佩孚认可这支力量。